道经的形成和发展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道教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已经走过了一千八百多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道教不仅尊奉先秦道家典籍，如《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以及后来出现的《亢仓子》《关尹子》等作为诵习的经典，而且在长期的宗教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并丰富着自身的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以及传教经验。经过无数代道士的辛勤努力，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被笔之于书，最终形成了卷帙浩繁的道教经籍书文。

道教经籍书文的造作与结集，是一个伴随着道教历史发展而逐步演进的过程。在正一盟威道创建时期，除了将《老子》五千文奉为祖经，并为之作注释（例如《老子想尔注》）作为教徒诵习的课本外，新创作的经书仅有先出的《太平经》和张道陵天师所写的若干篇道书。随着时间的推移，经书数量日益增多。至东晋初期，葛洪在《抱朴子·遐览》中即著录了道书六百七十卷，符书五百余卷，共计一千二百余卷。

到了东晋中后期，上清、灵宝两派应运而生。在佛经广为传播的影响下，道书的创作规模也日益扩大。这一时期，上清、灵宝两大部类的经书各创作了若干卷，加上三皇经系统的经书和正一派的经书，篇卷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为了更广泛地传播这些经书，南北朝时期，一些道士开始着手对当时零散的道书进行搜集与整理。

然而，由于人力、物力和传播手段的限制，这些道士无法将结集的经书进行大量抄写传播，仅能辑录经书目录传世。在这一时期，相继编成了多部经书目录，其中主要的有南朝宋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齐梁时期的孟法师所著《玉纬七部经书目》、梁朝陶弘景的《陶隐居经目》《太上众经目》《三十六部尊经目》、北周的玄都观所编《玄都经目》以及王延的《三洞珠囊》等。遗憾的是，这些经书目录现在已经全部失传。

据北周的甄鸾在《笑道论》中提及，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已经著录了道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实际存在的一千零九十卷），而《玄都经目》则著录了道书六千余卷（实际存在的二千零四十卷）。由此可见，至南北朝末期，道教经书的数量较东晋葛洪时期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

在整理经书和编制经书目录的过程中，道士们创造并逐步完善了道教独特的经书分类法，即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这一分类法不仅被上述各种经书目录所采用，而且在此后的各部道藏中也得到了沿用，历经千余年而未作改变。

道书正式结集成“藏”的历程，始于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唐玄宗诏令天下搜访道书，并经过精心整理，按照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进行编纂，最终编成了中国第一部“道藏”，名为《开元道藏》，其目录称为《三洞琼纲》。这部道藏共计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说五千七百卷），唐玄宗诏令传写，以广流布。然而，经过五代之乱，这部道藏因遭兵燹而散失不全。

到了宋代，从太宗至徽宗期间，宋朝政府多次修订“道藏”。其中，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1016）编成了《宝文统录》，真宗天禧三年（1019）又编成了《大宋天宫宝藏》。到了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更是木板刻印了《政和万寿道藏》。金元时期，在《政和万寿道藏》残板的基础上，又相继于金明昌元年（1190）修成了《大金玄都宝藏》，元乃马真后三年（1244）则修成了《玄都宝藏》。

明代正统九年（1444），刊竣了最后一部道藏——《正统道藏》，其续书《万历续道藏》则于万历三十五年刊成。正、续两部道藏共收录了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合计五千四百八十五卷。这部道藏不仅是道教文献的大集成，也是祖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之一。

明万历之后，虽然没有再进行道藏的大结集，但规模较小的道教丛书却时有编纂。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清初彭定求所编的《道藏辑要》（后经增补再刊为《重刊道藏辑要》）。这部丛书除了选收正续《道藏》中的书籍外，还增收了明末清初的著作一百一十种。此外，在明、清、民国期间，又相继编成了《道藏精华录》《道藏续编》以及道士个人的专集，如《方壶外史》《道书十二种》《古书隐楼藏书》《道书十七种》等。

另外，在敦煌遗书、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书以及《永乐大典》等文献中，还有不少散见的道书。如果将这些已经小结集和尚未结集的分散道书加以收集整理，其数量一定十分可观。目前，巴蜀书社已经着手将它们编纂成《藏外道书》。而中国道教协会新近编成的《中华道藏》，虽然以明《道藏》为底本，但也补充了若干道书，为道教经籍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