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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传》中关于“史”的文化哲学与太极思想紧密相连，其核心在于“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论断。

　　《庄子·天下》概括了《周易》的哲学思想，指的是“易”是通过道理来理解阴阳的变化。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阴阳”的论述最为详尽，并且历久弥新。阴阳这一对立统一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哲学家深刻探讨和研究的重点。

　　甲骨卜辞中有“阴”和“阳”两个字。阴（繁体字为陰）在金文中表示天色昏暗；而阳（繁体字为陽）在甲骨文中则表示与阴相对，指阳光明媚。

　　“阴”和“阳”这两个字都以“阜”字为偏旁，表示与山丘和阳光之间的关系。阳光照射到的地方是阳，而未照及的地方则是阴。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阴”为“水的南面和山的北面，字形来自于阜的发音”。他将“阳”解释为“高而明亮，字形同样源自于阜的发音”。

　　阴阳的最初含义源于与吉凶相关的风水意识。

　　今本《周易》经文中仅出现一次“阴”字，出现在中孚卦的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指阴面。夬卦的卦辞则有“扬于王庭”的说法，其中“扬”字的含义是“飞起”，其字形来源于手部动作和声音（见《说文解字》）。“扬”和“阳”字的根源相同，繁体字都带有昜字形，扬字是昜的一个变体。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中“扬于王庭”这一句被写作“阳于王庭”，符合这个字的最初含义。

　　《易传》中关于“阴阳”的论述非常丰富：“潜龙勿用，指的是阳气处于潜藏状态”，“履霜坚冰，表示阴气开始凝结”，“阴若在阳之上，则必然会发生冲突，因为阴对阳有所疑虑”，“乾代表阳，坤代表阴”，“通过观察阴阳的变化来建立卦象”，“阴阳结合而形成德行，刚与柔则具备形体”，“阳卦多阴，阴卦多阳”，“阴阳变化不可测，这被称为神秘”，“一阴一阳被视为大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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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观点。

　　首先，“阴阳”最初的含义与早期人们对吉凶的认知有关，源自原始的信仰文化，包括神话、图腾和巫术等元素。

　　在原始“信文化”出现之前，世界和人类自身在人的心灵中显得混沌不清。当人类的智识逐渐开悟，开始形成对神灵的意识和原始的“信文化”意识时，世界在他们眼中开始变得有序，基本上可以分为“吉”与“凶”两个类别。由此，人类作出了相应的价值判断，包括“吉”与“凶”的对立，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对偶判断，如人鬼、生死、男女、日夜、晨昏、风雨、大小、是非、善恶和尊卑等。

　　与吉凶相关的，还有阴阳这一结合了神性、灵性及巫性的重要概念。虽然这些内容本身并不具备哲学特征，但正是从这里，人类的哲学和伦理思考得以产生。

　　其二，自阴阳意识与理念产生后，古人便将其视为一种“武器”，用来解释和“批判”那些在他们看来恐怖而怪异的自然现象，并将其与人的命运、吉凶祸福联系起来。

　　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西周的三条大河都发生了地震。伯阳父说：“周朝要完了！天地之间的气象是有规律的，如果打乱了这个规律，百姓就会动乱。阳气隐藏而无法显现，阴气压制而无法生发，因此会发生地震。如今三条大河确实震动，这是因为阳气失去了应有的位置，被阴气所压制。阳气失去而处于阴气之中，河流的源头必定会阻塞。源头一旦阻塞，国家就会灭亡。”（摘自《国语·周语上》）

　　在这里，关于地震这一自然现象的看法中，融入了一些“自然”的思考因素。但总体来看，这仍是一种关于阴阳的“国”之存亡的巫术判断，其文化意识已经有了发展。

　　其三，《易传》的阴阳观念显然是源于巫术和占卜的吉凶观。《易传》试图通过“吉凶—阴阳”的思想，将复杂多变、深不可测的世界进行模式化，从而借助卜筮等手段把握这个多变的世界以及人自身的命运。阴爻与阳爻的创造与运用，是通过阴阳意识来解读吉凶，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

　　八卦是指“乾坤六子”，由四个阳卦和四个阴卦组成，共有二十四爻，其中阳爻和阴爻各十二个。六十四卦则共包含三百八十四爻，阴阳爻各占一百九十二个。这表明，创造卦爻符号系统的古代智者在其心中所构建的世界既是变化无穷的，同时又是对称、平衡且稳定的。因此，这种思想逐渐演变成一种影响中华文化数千年的以阴阳为核心的哲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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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对这一哲学最为恰当的总结。

　　王夫之认为，阴阳是太极的本质。由于它们充盈于虚空，因此变化总是不断更新，从而产生了六十四卦的吉凶与重大事务。阴阳的消长和隐现是难以预测的，天地和万物的变化都源于此。懂得这一点的人，就掌握了《易经》的深意。（《张子正蒙注》第一卷）

　　陈梦雷从“生”的角度讨论阴阳：阴产生阳，阳也可以生成阴，这种变化是无止境的，易理即是如此。（《周易浅述》卷七）

　　我曾提到：“‘阴阳’观念是对‘吉凶’观念的超越与提升，‘阴阳’源于‘吉凶’，又超越了‘吉凶’，这标志着原始巫术的解构，也是哲学与美学智慧的觉醒。”（摘自我的著作《大易之美》）

　　“阴阳之道”这一文化哲学命题，是对太极图深厚内涵的总结。先天太极图通常被称为“阴阳鱼”，即是对此的指称。

　　这可能是源于战国至秦汉初期中国的“矛盾论”和“辩证法”，超越了原始巫文化的类比思维限制。它总结了世界、时空存在与运动的本质、规律和方式，揭示了易理和哲理（“道”）的运行根基。

　　“道”（易）是在阴阳变迁的时间过程中实现和展现的。“道”首先具有时间性，这种时间优先性是中华文化哲学理念中的首要特征。

　　唐力权指出：“因为时间就是变化的过程，《易经》的哲学最为重视时间。”（《周易与怀德海之间：场有哲学序论》）

　　这一“场有哲学”的“场”，实际上指的是当前存在并不断变化的“气”（可以译为“领域”），与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在场”理论相互呼应。

　　《周易》中的卦象解读提到“时中”（见《易传》）。这里的“中”，并不仅仅是指“中间”，而是指“精准击中”或“命中”的意思。在占卜的过程中，一旦得到变卦或变爻结果，就意味着吉凶的预示瞬间显现，信奉者心中原本的“黑暗”被立刻“照亮”。“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文化哲学，与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关键命题“时间到‘时’”相呼应，也就是《易传》提到的从巫术的“时中”转变为哲学的“时中”，这指向在无限时间流动中的“恰当时刻”，即“在场”。